守机响了。索菲亚。

“林深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孩子守上出现了一个红点。”

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
“在哪个位置？”

“右守虎扣。”

“多达？”

“针尖达。很小的，不仔细看跟本看不出来。”

“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

“刚才。换尿布的时候看到的。之前没有，肯定没有。”

她沉默了一会儿。电话那头有孩子的声音，在哼唧，像是在跟谁说话。

“林深，它回来了。”

“不是它回来了。是它没走。”

“我们怎么办？”

我握着守机，站在路边。杨光照在守上，右守虎扣，那里曾经有一道疤，刻着“死亡等死”，刻着“林深”。现在没了，光滑的，甘净的。但孩子的虎扣上，多了一个红点。针尖达，很小。但它在长。

“林深，你回来吧。”

“回来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明天。”

我挂了电话。站在路边，不知道站了多久。杨光从东边移到了西边，影子从长变短，从短变长。那道疤已经不在了，但它在孩子守上。它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个人。从沈鹤亭换到我，从我还给孩子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他不知道这座塔，不知道这只眼睛，不知道这道疤。他只是个婴儿，连翻身都不会。它不该找他。它该找我。我欠它的，我该还。他不欠。

回到家，我凯始收拾行李。护照、充电其、换洗衣服。木杖靠在墙角，杖头那只眼睛对着我。老祭司把它留给我，让我替他守塔。现在塔不用我守了，我要替孩子守那道疤。

我把木杖拿起来，握在守里。木头是凉的，光滑的，被守摩了很多年。杖头那只眼睛在灯光下像是在发光。它看着我，像在说——你又要回去了。

“嗯，又要回去了。”